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馆刊 · 海丝新观 从高丽青瓷“尚药局”瓷盒看北宋与高丽的文化
来源:本站原创   更新时间:2019-08-25 浏览次数:

  493333管家婆图,原标题:馆刊 · 海丝新观 从高丽青瓷“尚药局”瓷盒看北宋与高丽的文化关联

  从中医药的发展及对高丽的传播、尚药局及相关机构在北宋与高丽的设置、高丽青瓷的起源与发展来说明中韩两国间一衣带水的文化关联。

  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馆藏有一件12世纪高丽青瓷“尚药局”铭瓷盒[1](图一、图五)。这件高丽青瓷尚药局瓷盒的铭文及造型,与浙江省博物馆所藏北宋定窑“尚药局”铭文的瓷盒极其相似(图二、图六)。此外,河北曲阳涧磁村定窑的窑址亦有“尚药局”或“尚食局”铭文瓷片标本的发现。

  北宋,“尚药局”瓷盒作为皇家内府的用器,其烧造和配给是由宣徽院来具体掌管的。就“尚药局”这一机构而言,自北魏以来既是服务于皇室,甚至是皇帝本人的医药机构,隶属于殿中省所辖。而中医药在我国的发展历史更是悠久,自神农尝百草以降,历代名医辈出、著作斐然,是我国传统的文化瑰宝。

  中医药作为我国传统的文化瑰宝,自上古神农始尝草木而知百药以来,在其数千年的发展实践中,形成了一套不同于西方的医疗体系,早在公元前四-五世纪的春秋战国时期,就有《皇帝内经》问世,《黄帝内经》以阴阳五行学说为基础,奠定了中医诊疗以人体为一有机整体,与自然紧密联系的系统观念,结合“四诊”,讲究辩症施治。阴阳,是对自然界一切相互关联事物和现象的对立双方的概括,既可以是同一事物内部双方的对立面,也可以使相互对立的阴阳两方面相互转化。自《内经》以来,中医在后世的发展实践中名医辈出,也产生了诸多影响非凡的理论、著作,如前述针灸理论基础的《针灸甲乙经》,及宋王惟一又发展出针灸铜人等等,俱是中医药发展史上璀璨之页。

  “七年(熙宁七年,1074),遣其臣金良鉴来言,欲远契丹,乞改途由明州诣阙,从之……徽(高丽文宗)问遗二府甚厚,诏以付市易务售缣帛答之。又表求医药、画塑之工以教国人,诏罗拯募愿行者。”

  “元丰元年(1078),始遣安焘假左谏议大夫、陈睦假起居舍人往聘……徽已病,仅能拜命,且乞医药……二年,遣王舜封挟医往诊治。”

  “七年(元祐七年,1092),遣黄宗悫来献《黄帝针经》,请市书甚众。礼部尚书苏轼言:‘高丽入贡,无丝发利而有五害,今请诸书与收买金箔,皆宜勿许。’诏许买金箔,然卒市《册府元龟》以归。”

  “俣(高丽睿宗,1079-1122)之在位也,求医于朝,诏使二医往,留二年而归。”

  可见,除元祐七年高丽遣黄宗悫来献《黄帝针经》外,其余尽是高丽向北宋乞医求药,除此,据近人研究,北宋时期传入高丽的医书著作还有《太平圣惠方》、《圣济总录》、《证类本草》、《神医普救方》及《太平惠民和剂局方》等[2]。高丽所献《黄帝针经》本是《黄帝内经》的一部分,在《针灸甲乙经》的序中有“按《七略·艺文志》:‘《黄帝内经》十八卷’,今有《针经》九卷,《素问》九卷,二九十八卷,即《内经》也。亦有所亡失,其论遐远,然称述多而切事少,有不编次”,自然应是早期传入新罗或高丽的,而遗憾《黄帝针经》至宋时亡佚,于高丽使献书复得。从《宋史·高丽传》中还可看出,高丽民间因为鬼神的信奉对病患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,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高丽睿宗之前,“信鬼,拘阴阳,病不相视,敛不抚棺……俗不知医,自王俣(高丽睿宗,1079—1122)来请医,后始有通其术者”,由此判断,睿宗前的数次乞医求药也仅是为高丽王室享有,并不能福及百姓,高丽国内的医师人数及水平都应十分有限,所赖北宋的医药技术对高丽传播,使得高丽的医药水平逐步摆脱“病不相视,俗不知医”的状态。

  尚药局作为服务于皇室的医药机构,据近人研究创设于北魏(386-534)时门下省[3],而根据《唐六典·殿中省》记:“北齐门下省属官有殿中监四人,掌驾前奉引行事,东耕则进耒耜。隋改为殿内局,监二人,品正第六下。大业三年(607),分门下省尚食、尚药、御府、殿内等局,分太仆寺车府、骅骝等署,置殿内省”,所能判定尚药局于北齐(550-577)是为门下省统管,于隋大业三年(607)重组为殿内省所统管,至唐,尚药局仍属殿中省。

  宋承唐制,尚药局仍属殿中省所辖,“监掌供奉天子玉食、医药、服御、幄帟、舆辇、舍次之政令,少监为之贰,丞参领之。凡总六局:曰尚食,掌膳羞之事;曰尚药,掌和剂诊候之事……靖康元年(1126),诏六尚局并依祖宗法。又诏:‘六尚局既罢。格内岁贡品物万数,尚为民害,非祖宗旧制,其并除之’”[4],靖康元年(1126),尚药局等六局被罢黜,而期间“掌和剂诊候之事”与唐代无异。

  南宋词人周密的《志雅堂杂钞·诸玩》中有“大宋兴国七年(982)岁次壬午三月望日,殿前承旨监越窑务赵仁济再修补吴越国王百纳雷咸琴”的记述,于这条记录所涉及的诸多信息中,有“殿前承旨监越窑务”一职,该职隶属于“宣徽院”,是宋代皇家内廷的服务机构,《宋史·职官志》卷一百六十二 志第一百一十五记:

  “宣徽院 宣徽南院使 北院使 掌总领内诸司及三班内侍之籍,郊祀、朝会、宴飨供帐之仪,应内外进奉,悉检视其名物……分掌四案:一曰兵案;二曰骑案,(主赐群臣新史,及掌诸司使至崇班、内侍供奉官、诸司工匠兵卒之名籍,及三班而下迁补、假故、鞫劾之事);三曰仓案,掌春秋及圣节大宴、节度使迎授恩赐、上元张灯、四时祠祭及契丹朝贡、内廷学士赴上,并督其供帐,内外进奉视其名物,教坊伶人岁给衣带,专其奏覆;四曰胄案。掌郊祀、御殿、朝谒圣容、赐酺国忌供帐之事,诸司使副、三班使臣别籍分产,司其条制,颁诸司工匠休假之。”

  “三班院,太平兴国六年二月,命御厨副使杨守素、供奉官薄备、韩令宝同点检供奉官、殿直、承旨三班公事。雍熙三年(986)十二月,西上閤门使张平授客省使,依前点检三班公式事。四年,诏置三班院,以崇仪副使蔚进掌其事。先是,供奉官、殿直、殿前承旨悉隶宣徽院。至是,以其众多,出使于外,有诉劳役不均者。因命别置院,考校殿最,引对便殿,定黜陟焉。”

  结合《宋史》和《宋会要辑稿》可以看出“奉官、殿直、殿前承旨”位为三班,归宣徽院总领。在周密《志雅堂杂钞》中的“越窑务”一职,即是由殿前承旨担任。越窑自唐经五代至宋,作为贡瓷的记录在文献中屡见不鲜,而在河北曲阳涧磁村定窑窑址中“尚食局”、“尚药局”铭文的瓷片发现,同样可证实定窑在历史上也曾作为皇室贡瓷。

  “瓷器库,在建隆坊。掌受明、越、饶、定青白瓷器以给用。以京朝官、三班内侍二人监库”

  这段文字不仅从文献上明确了定州瓷器作为宫廷用器的史实,还指明了纳诸州瓷器的“瓷器库”由京朝官、三班内侍所监管,即归由宣徽院管辖。结合以上文献,“尚药局”瓷盒在北宋皇室生产配给及消费使用的关系大致如下图所示:

  高丽的职官制度,因其历代君主均接受北宋王朝的册封,“百官衣冠从华制”,在职官的制度、组织结构上,因循北宋官制制度,其所行“三省六部”与我国唐宋期间中枢机构也十分相似。而徐兢《宣和奉使高丽图经》卷第十六“官府”中有“药局”条,记“自后通医者众,乃于普济寺之东起药局,建官三等”,可证高丽王室逐步建立其王室医药机构;关于普济寺,在卷第十七“祠宇”有“广通普济寺”条,记“广通普济寺,在王府之南,泰安门内,直北百步余,寺额揭于官道南向中门,榜曰神通之门”,可见药局所在广济寺的位置以及与高丽王室的关系亦非同一般。而这件“尚药局”铭文高丽青瓷盒恰是对此段史料的印证。

  高丽青瓷自11世纪于朝鲜半岛西南始烧。在此之前新罗或更早时期,其本土仍仅能烧造陶制器物。从《宋史·高丽传》也可寻证,“民家器皿 悉铜为之”,平常百姓的生活用器仍是以铜为主,一般陶瓷制器并没有成为百姓生活的日常用器。由此看来,高丽自11世纪以来的制瓷发展可谓迅速,而这恰与新罗时期便与唐之间的海上贸易有着密切关系,随着航海技术的发展,海上贸易的繁荣,促进了我国浙东制瓷匠人进入朝鲜半岛,从而将越窑制瓷技术传入高丽[5],拉开了高丽青瓷发展的序幕。

  根据韩国的考古发现,朝鲜半岛西南海岸一带有很多最早的青瓷窑址。最具代表性的有全罗南道康津郡大口面和七良面。除此还有平安南道、黄海南道以及京畿道等多处。所发现高丽青瓷玉璧底碗分两式:Ⅰ式为敞口、浅腹、碗壁斜直缓缓倾斜,内底无圆圈,足径较大而矮;Ⅱ式为敞口、深腹、碗壁斜直急剧倾斜,内底有圆圈、足径变小[6]。所谓玉璧碗底,是陶瓷发展过程中器物由平底向圈足过渡阶段的形态,有根据底足中圈的大小,又可细分为“玉璧底”及“玉环底”,在我国陶瓷发展中,以越窑为例,玉璧型底大约出现在中唐时期,玉环型底大约在五代前期,至五代后为圈足所取代。而从“高丽玉璧底Ⅱ式”的器型来看,更接近于我国北宋时期造型,并且,林士民先生在结合其对韩国当地窑址考察后,认为以全罗南道康津郡为代表窑口烧造时间应为11世纪初,即北宋乾兴元年(1022)年前后[7]。

  装饰技艺上,高丽青瓷从早期的划花、刻花、印花逐步产生了镶嵌、铜红彩、褐彩(铁绘)、镂空等代表性技法,纹样上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,如蒲柳水禽、云鹤纹,以及圆形开光构成的装饰纹饰。高丽青瓷在12世纪上半叶形成了以纯青釉色至胜的鼎盛时期,这一时期釉层薄而含有大量微小气泡,隐约照出瓷胎而形成期特有色泽表现;至12世纪中开始,则迎来另一个镶嵌装饰技法的鼎盛期,这一时期的釉质相对于纯青釉色的时期更加透亮,气泡变少,开片增加。高丽青瓷的釉质,为石灰釉系统,相较我国南宋时兴起的石灰-碱釉系统,其釉质始终是薄而莹透,若“影影绰绰如青玉,玲珑剔透如水晶”的效果。至13世纪中后期,高丽青瓷的生产开始衰败,而逐渐为其后的粉青沙器(Buncheong)所替代。

  高丽时期的瓷器中,也有一类被韩国学界称为“白瓷”的。参考Carolyn K.Koh Chool等在其《关于朝鲜京畿道Chungamni窑烧制的高丽白瓷的研究》中表明,其采样标本中瓷胎Fe2O3含量在1.16%~1.63%之间,釉Fe2O3含量在0.96%~2.71%之间(釉Fe2O3含量在1%以下或1.9%以上样本极少),且釉质多呈绿或蓝色泽。而对比我国《中国历代名窯陶瓷工艺的初步科学总结》的研究,以唐代(五代)景德镇胜梅亭窑白瓷胎、釉中Fe2O3含量均在1%以下,且白度已达到70%。应该说“高丽白瓷”仍是高丽青瓷系统中比较独特的品种。

  我国关于高丽青瓷的文献记载,则有宣和年间(12世纪初)徐兢出使高丽后撰写的《宣和奉使高丽图经》记有“陶器色之青者,丽人谓之‘翡色’。近年以来制作工巧,色泽尤佳。酒樽之状如瓜,上有小盖,而为荷花口鸭之形。复能作碗、碟、杯、瓯、花瓶、汤盏,皆窃仿定器制度……狻猊出香亦翡色也,上为蹲兽,下有仰莲以承之,诸器惟此物最精绝。其余则越州古秘色、汝州新窑器,大概相类”;南宋时期,太平老人《袖中锦》亦将“高丽秘色”评为“天下第一”;明代曹昭《格古要论》中有“古髙丽窑器皿色粉青与龙泉窑相类,上有白花朶儿者不甚直钱”,高丽瓷中“有白花朶儿者”应为镶嵌青瓷。

  正如徐兢所说“皆窃仿定器制度”,韩国中央博物馆这件高丽青瓷“尚药局”铭瓷盒与我国北宋时期定窑及其他窑口所见瓷盒形制一致,作为高丽王室的贡瓷,推测为制备药剂之用。在我国文物中,浙江省博物馆所藏一件定窑“尚药局”铭白瓷盒,高7cm,口径7.3cm,底径5cm,筒形腹,上部较底部直径略大,细砂平底,顶面釉下划刻绘三爪行龙,刀法流畅、线条奔放。瓷盒盒盖、盒身子母合扣,除底和口沿外,瓷盒的里外均施釉,釉质洁白匀净,器身转折处聚釉泛浅淡米黄色。口沿处从右至左刻写“尚藥局”三字。与上文所引用《宋会要辑稿》中“瓷器库”记载相合。

  韩国中央博物馆藏高丽青瓷“尚藥局”铭瓷盒,与北宋定窑瓷盒极为相似,盖顶刻画云龙纹,“尚藥局”三字亦是于口沿处从右至左刻写,唯有不同之处在于“局”字,高丽瓷盒上该字上半部分不封口,下半部分为“句”字,是“局”的异体字,过去在我国亦有所见。

  此外,在《中国陶瓷全集·定窑》中,也有提到定窑“尚药局”铭文的瓷碗一件,“此为仅见的一件瓷碗,多年前流散到瑞典,碗直身,近底部内收,平底,碗壁较厚,与习见碗形不同,应属尚药局定烧器,口外自右向左划刻‘尚药局’三字”。在文物市场中,也有一件定窑“尚藥局”瓷盒(图三、图四),于1905年从古董商卢芹斋手中辗转至巴黎Drouot拍卖行拍卖,并于2017年再次出现在杭州西泠拍卖。该件瓷盒高7.2cm,直径8.6cm,盖顶直径6.4cm,足径5.6cm,与浙江博物馆所藏瓷盒形制十分相似。

  由以上的高丽青瓷药盒,看我国中医药发展与传播、北宋高丽的职官设置、高丽制瓷工艺的变化等几方面,通过对一些历史文献的梳理和文物间比对研究,展示了高丽与北宋之间的文化关联是“文物礼乐通,经史与中国相近,难同其他蕃邦”。

  [1]图一 高丽青瓷“尚药局”铭瓷盒,12世纪,瓷盒形制与北宋时期定窑及其他窑址产品相同,盖顶刻花云龙纹。推测为制备药剂使用。高9.3cm、直径8.2cm。

  [2]图二 浙江博物馆藏定窑“尚藥局”铭瓷盒,高7cm、口径7.3cm、底径5cm。

  [3]图三 杭州西泠拍卖定窑“尚药局”瓷盒,高7.2cm、直径8.6cm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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